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，西乡。
如果对人间君主施政不满，就会让自然界出现错乱。［8］绸缪束薪，三星在天［9］。
正因为如此，人虽然身处幽独，也不敢行为越轨。朱熹提醒神灵，答应祈求会有香火延续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，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。上天的命令、人应当遵守的基本规则就在人的自然本性之中。《广佑庙祈雨文》说：若自今以往，三日不雨，则千里之民所恃以为生者，荡析无余，而无以为食，其老弱将转乎沟壑而死，少壮者将散而为盗贼，以争其旦夕之命，其祸乱之至，岂有所极哉。
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,则有以参天地,赞化育而幽明巨细无一物之遗也。天是如此伟大，故古之圣王，文章之最重者也，前世王莫不从重粟精奉之，以事上天［46］。相比之下，作为理学家的程颐，易学同样是其理学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。
他所说的数出于理，数可以明理的观点，虽然和程颐的有理则有数、有理而后有象观点相同，但是还是有差别，邵雍的理和程颐的理并不完全相同，邵雍的理主要指的是条理、物理，而程颐的理乃是本然之理天理。邵雍把他的先天图及其变化法则定义为心的法则，《观物外篇》曰：先天学，心法也。这个体系建构的逻辑支点就在于如何借助《易》所言的宇宙本体观将宇宙物理之学和儒家道德性命之学进行统合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。在建构理学方面，与邵雍具有相同的地方是，程颐也受到了道家、道教的影响。
邵雍的数指的并非单纯数学意义上的序量，而是宇宙生生变化的机制。……帝王之修齐治平安在？圣贤之知天知人安在？庸众之趋吉避凶安在？但邵雍既然作为理学奠基人之一，他的贡献其实就是努力建构出儒学宇宙本体论，目的在于复兴儒学、重建儒学理论体系。
程颐主张顺理而行，以理治国，作为治国主体的人，应当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，从而达到与理为一的圣人境界，人人尽善，则天下可以不治而定。邵雍天下之数出于理，并不表示理先数后，理是第一位的、或理本论的结论，而是具有一体的关系，正如朱先生所言：其所谓数是同理结合在一起的……天地之数即天地之理，理和数是统一的。在他看来，孔子赞易乃是对三皇事业的继承和发扬，而非自己的创造。这种数本论的思想，自然较王弼玄学、道家所倡导的无有了新的进步。
数立则象生，象生则言著彰，言著彰则意显。由于程、张属于义理派，而邵雍属于象数派，表面看来似乎朱震的说法有些不确，但实际上如果从气、理对宇宙本体及生成过程的分析来看，两者有着内在的相通性，何况当时象数和义理之间互融、互释在易学家那里已经变得非常普遍，这种风气其实也反映了北宋时期道教和儒学进行融合的普遍趋势。程颐兄弟所体贴出来的天理，便源自于道家，张岱年先生曾指出：伊川的理之观念，实是古代道家之道德观念之变形。按照南宋朱震的观点，邵雍和程颐都属于道教解易的系统。
邵雍的方法是执简御繁，从简单的一开始，推演整个历史过程，忽视了人的主观意愿。这个太极，邵雍又称之为道。
依据朱震《进周易表》所说，程颐、张载易学属于陈抟、周敦颐、邵雍一系。如邵雍说：记问之学，未足以为事业,学不际天人，不足谓之学。
然未必有术，要之亦难以治天下国家。夫自然者，无为无有之谓也。邵雍由数言理，将数看成是出于理又可明理的根本：天下之数出于理，违乎理则入于术。认为只有数才会产生象，由象再生成器，即具体的事物。一变而为京、焦，入于祥。无论是邵雍皇极经世所言的数学体系，还是程颐理学思想体系，目的都是为了证明现实社会存在与秩序的合理性和永恒性，既不是佛教讲的空幻，也不是道家讲的虚无。
只是不过真正将理视为宇宙本体、哲学最高范畴乃始于二程兄弟。一者数之母也，数者一之子也。
他还说： 尧夫之学，先从理上推意，言象数言天下之理，须出于四者，推到理处，曰：我得此大者，则万事由我，无有不定。他以老子对宇宙化生之理的思维来解释理生物的特质。
此中的一不是数，一者数之始而非数也,一者何也？天地之心也，造化之原也，究其实际，邵雍所谓一就是太极处于不动即未剖判的自然状态，邵雍把这个状态称之为道，所以他又说：太极，道之极也，这个一是太极即道的唯一性状。所以邵雍虽学出自道家、道教，但他的目的在于倡导儒家学说，而清代的一些汉学家，为了反对图数之学，将邵雍看成陈抟易学的翻版，视为道教之类，自然有些偏激。
他用加一倍法或一分为二的方法，解释六十四卦的形成与宇宙的生成： 太极既分，两仪立矣。此种宇宙论同周敦颐的《太极图说》相比，着眼于层次和类属关系，在古代哲学史上是少见的。若以言理，则日用常行，无往非易，此宜审所当务者也。所以后世对其学说是否具有社会功能则颇有偏见，此偏见就始于程颐。
程颐反对图书之学，其作《程氏易传》不注与象、数有涉的《系辞》《说卦》《杂卦》三传。邵雍的特点在于，将所作的八卦和六十四卦方位图，来说明八卦和六十四卦所处的方位，并模拟宇宙万物万事的生成过程和存在结构。
由此也说明邵雍对伏羲所开创的象数易学的重视，而程颐对孔子所开创的义理易学的重视。如台湾于维杰先生所言：两宋理学家中，周、邵首倡图书象数之学，皆衍易而为说。
孔令宏先生说：邵雍从宇宙万物的本然存在出发去把握天地万物的生成和演化规律，是企图把这种规律运用到人事中。纪昀在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论及《皇极经世书》，也说其立义正大，垂训深切，是经世书，虽明天道，而实责成于人事。
尽管如此，这对理学的发展还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，如程颐评价邵雍易学就说：邵尧夫数法出于李挺之，至尧夫推数方及理。但那样并没有多大的价值，不但不能借助易学治理国家，而且人也因此会变得无礼不恭，进而轻视客观天地万物的物质世界。对于道的认识，程颐和邵雍一样，都受到了道家、道教思想的影响，如程颐说：道则自然生万物，……道则自然生生不息。一元为十二会，一会为三十运，一运为十二世，一世为三十年，故一元为十二万九千六百年。
伏羲之易，初无文字，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，而天地万物之理、阴阳终始之变具焉。程颐肯定孔子易学、重视后天易学的重要性，与邵雍重视伏羲先天易学截然不同。
这种历史观，强调规律的客观性而忽略了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，体现了消极的人生态度。作为理学奠基人之一的邵雍，由于他的易学运思独特，意蕴深奥，以致后来学者鲜能涉足其间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就评价说：自邵子始为此学，其后自数家以外，能明其理者，甚鲜。
放以《河图》《洛书》传李溉，更三传而至刘牧。卦爻象及其表现出来的数乃是卦爻义的表现形式，此自然不同于邵雍所言的派生关系。